《族群与边界》是部族群研究的典范性著作，标志着族群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书中，巴特及其他学者认为，族群并非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固定化群体，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的建构过程。因此他们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不是独立的，而是人们持续的归属和自我归属的产物。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了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书中的八篇论文，所涉及的田野点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族群社会，但各项研究都贯穿着这种对族群的理解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本文集的出版，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直至当今。

《族群与边界》是一部族群研究的典范性著作，标志着族群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 本书是巴斯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书中巴斯及其他学者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并研究族群认同的互联性以及族群边界和文化认同问题。同时提出并实践了族群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不同人类群体的持续的协商和接触来解决边界问题。《族群与边界》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认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延续至今。

《文化差异》作为豪格教授的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他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文化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文化问题所作的思考。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当中，文化也无可挽回地被商品化，为资本主义所利用及占有。如何使文化发挥出其应有的批判性，让文化在商品化当中保持足够的清醒，坚决抛弃那种貌似抵抗实则合作的被驱使的可悲状态，便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在资本主义时代需要思考的重要话题。《文化差异》共由九章组成，豪格教授充分发挥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力以及犀利的批判思考能力，对当代各种主流的文化理论进行解析，对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文化理论进行弘扬，也对文化理论以外的文化实践问题作了十分精彩的处理。

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社会体制的改革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比国家治理体系将更加广泛、复杂和艰难，因而需要更加渐进乃至反复的过程，加之经济体制改革在总体上已经成功及其揭开和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使得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改革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乃是继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改革走向全面深化的第二个主战场。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版译出

史禄国是一位俄国人的中国名字，他的俄文全名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这位俄国学者1922年移居中国，1939年逝世于北京，后半生有将近20年在中国度过，绝大部分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逝世。主要译著和著作有：《韦伯社会学文选》（与格斯合译，1946年）、《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1953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

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代表作之一。在此，戈夫曼研究公共场所和半公共场所的行为，把人际互动分为无焦点的互动和有焦点的互动，重点区分了三种社会单位，即互动实体：面晤或邂逅、社会场合和社交聚会。本书的重点不在公共，而在行为；不在机构，而在个人。它既研究正常人的行为，又研究精神病人的行为。 与作者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大量借助其个人在精神病院长期的考察和体验，用了大量的案例，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的描述别具一格。总体上，本书在微观、个人层面上研究人的行为，多实证，少辨析。

本书收录了五十余篇短文，取材于由于德国与其他国家文化及风俗礼仪的不同而产生的误会与趣事。　　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不可说的话和不能做的事，对此共同文化圈里的人们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不了解这种约束的人，就很容易造成误解或陷于尴尬的处境。 　　本书将有助于您了解德国人说话办事的习惯和礼仪，避免效中可能出现的误解与尴尬。 　　在每篇短文之后均配有中文译文，生词解释和风趣的点评，使您在了解德国人的同时也学到德语知识。

这是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全书按总论、文化与认同、族群概念与族群关系、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关系与行为这样的框架编排。